“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事情，零售连锁业不是靠烧钱，而是需要长期积累的，三年、五年甚至八年、十年——要愿意去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磨合。如果你浮躁一点，不踏实一点就做不了。”

　　来伊份挂牌敲钟那天，一头牛被牵到了上交所的大厦前，牛头系着大红花，身上驮着两个大筐，筐身附一张红帖，上书：来伊份603777。

　　那一天是2016年10月12日，国庆之后的股市迎来了一波小高潮，有人在猜测是不是一轮“小牛市”正在到来，有人在2015年“股灾”中套牢的股票意外解套，而当天“引牛入市”的来伊份，股价迅速冲破了11.67的发行价一路攀升，直至在12月份飙到了85元/股。

　　

 

　　“你看我们还是挺懂互联网的吧，”郁瑞芬说，“这也证明我们做对了消费者研究，当然这个消费者是指股民，在此之前他们心情还是很郁闷沉重的，他们盼望牛市。”

　　说到这，这位来伊份女掌门人的笑容慢慢绽开，这也是她在采访中少有的轻松时刻。大多数时间，郁瑞芬话语谨慎，少有表情变化，声音里也没有太多情绪起伏的痕迹。在采访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，郁瑞芬接了一个电话，是一位合作8年的供应商，她一口回绝了对方的吃饭邀请。

　　严谨克制——郁瑞芬给人的这种感觉，不知是天性使然，还是20多年的食品行业经历打下的性格印记?

　　“作为食品从业者，真的要做好一个品牌太不容易，所以希望外界能够更理性地对待食品企业，因为即使些许误会，对品牌的杀伤力都会很大。”来伊份和郁瑞芬，曾经历这样的考验，如临深渊。

　　新战场

　　郁瑞芬的办公室很有“来伊份”特色，里间办公区宽敞整洁，并没有过多装饰，外间会客区却很特别，除了沙发和茶几之外，还有一个类似吧台的角落，上面摆满了零食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　　休闲零食种类繁多，光来伊份一家企业，目前就包括炒货、肉制品、蜜饯等九大类、共计900多种产品。

　　上海天弩食品是来伊份的鸭肉类食品供应商，已经合作十余年，总经理姜汝浩对郁瑞芬资深“吃货”的印象很深，在他的印象里，郁可以不间断地去尝吃很多东西，而且口感特别准。“一般的人，再好吃的东西，也会吃烦吧?”

　　23年，郁瑞芬的打拼经历都是围绕食品，最初是冰淇淋生意，1996年开始涉足炒货，那个时候还只是家庭作坊，3年之后成立了来伊份的前身——“雷芬”公司——在夫妻施永雷和郁瑞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。从一开始，来伊份就坚持直采直销的轻资产模式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上游没有工厂，中间没有经销商，来伊份作为零售商直接与供应商对接。而在管理上，夫妻两人各有分工，作为董事长的施永雷主抓战略和资本运作，而郁瑞芬主管供应链、品牌和市场。

　　在来伊份公共关系中心总监马剑看来，两位老板特色鲜明，施永雷是一个对资本信号很敏感的人，“炒股从来都没有赔过”，而郁瑞芬在店铺选址上的眼光很准。两人的成绩现在看起来旗鼓相当，一方面来伊份抢得了主板零食第一股的称号，而另一方面，其店铺铺设依然是同类休闲连锁品牌中数量最多的，2016年年底的数字为2269家。

　　不过，“后来者”在以更快的速度跑马圈地：2006年成立的良品铺子，2015年的销售额达到了45亿，其中有12亿元来自线上;定位纯互联网食品品牌的三只松鼠，2016年销售额已经超过55亿;相比之下，2015年来伊份营收31.27亿元，来自于线下渠道的收入占比高达88.5%。

　　“电商带来了消费者购物的便宜，不过对企业来说，可能表面上比较风光，但是内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”在郁瑞芬看来，很多企业是依靠风投支撑，否则正规企业做电商优势并不明显，“人力成本，税务成本要完全合规的话，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。”来伊份的数据显示，2016年上半年，直营模式的毛利率为46.92%，而线上模式的毛利率仅为32%。

　　郁瑞芬本能地对那些短平快的事情心怀警惕——这有悖于她对连锁零售的理解，在她看来，“休闲食品的进入门槛很低，但是要做大、做好品牌，门槛还是很高的。”这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供应链、物流等基础工作的铺垫，在最初成立的三年间，来伊份开店数量只有三四家，而后从1999年到2005年的6年间有所提速，店铺数量增加到200家;后来直到全面信息化之后，来伊份才在2007年大举扩张。

　　但对现在的来伊份来说，则需要快速进入应战状态，越来越多竞争者的涌入正在蚕食这个本就利润不高的行业，以来伊份来说，2015年末，其净利润率为4.21%，而2014年的同期数字则为4.75%。

　　未来的利润增长从哪里来?郁瑞芬的答案还是线下。“现在大家理解的互联网经济是网上销售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精神，就是更会玩，更快，更High，也更注重体验。”

　　2017年5月份，来伊份即将推出的第九代店铺，将超越之前卖场的概念，而希望代之以“生活空间”的定位：消费者在店中可吃可玩，除了食品，也可以购买其他周边产品。在郁瑞芬看来，这样会提升品牌价值和单店营收。这是一个类“星巴克式”的逻辑，后者正是凭借“第三空间”的概念而实现了产品溢价，不过对来伊份来说，传统品牌定位根深蒂固，这也会成为改变的障碍。

　　目前，来伊份的会员以70后、80后为主，在90后新消费群体中还缺乏影响力。“所幸我们还很年轻，”这位70后的创始人说，她乐于去了解年轻市场，就连审美都跟着有了变化，开始喜欢动漫体、卡漫体，也更加有娱乐精神。

　　在外界看来，来伊份对线上渠道的投入不足，而郁瑞芬则对线上渠道有着不同的理解。相比于在天猫上大力促销走量，来伊份更倾向于用互联网的方式为线下导流，比如与支付宝、微信、京东到家的合作;相比于依托其他电商平台，来伊份显然更倚重自建电商平台和APP。

　　“这样消费者的大数据才能沉淀在自己的平台上，有助于进一步的精准化营销，目前来伊份自己的会员数量有1700万。”邹晓君解释，他在2013年开始负责来伊份在北京、天津的店铺铺设，在来伊份上市之后，他的职位变成了驻京办主任，在他看来，一些食品行业的线上业务虽然销量可观，但吸引的多数都是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，难以成为品牌的忠实客户。

　　“这轮热闹劲很快就会过去，之前走的是价格策略，以后还是会回归品质。”郁瑞芬说，她把来伊份未来的线上线下的比例目标设定为70：30，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真正叫实体+互联网，而不是互联网泡沫+实体店。”

　　上市“惊魂”

　　如果没有那场风波，来伊份本可以在当下的竞争中更从容。

　　2007年开始，来伊份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，此后的五年间，来伊份每年以20%~30%的开店速度扩张，最高点的时候近2600家。据说2010年11月份的时候，尽管来伊份估值已经很高，但很多资本依然蜂拥而至，有人形容当时来伊份挑选资本就像超女海选。

　　“灾难”猝不及防。2012年4月，进行IPO冲刺的来伊份没能如愿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，反而由于“蜜饯门食品安全问题”陷入困顿。很多人觉得来伊份会就此沉寂，一些知名的投资人还预测，来伊份经过此事将再无机会。

　　“如果一个实力不强的企业，很可能就因此倒掉了。”郁瑞芬也感叹。即便如今已经时过境迁，在来伊份布局较少的北京市场，很多人对它的第一反应还是“那个出事的企业吗”?

　　郁瑞芬强调，当年来伊份迅速公布了工商部门的抽检结果，表明共有507家门店接受了550次官方职能部门的检查，检验结果为100%合格。

　　但解释似乎都被质疑淹没了，食品行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处境，就是市场对坏消息更愿意信其有，而对所谓的“辟谣”则心怀戒备，包括娃哈哈、可口可乐等大企业也会时而卷入这种质疑中，而不管事件的真实性如何，唯一确定的是身处舆论漩涡的企业都会为之所伤。

　　因此，那一年也成为来伊份发展的分水岭。

　　2011年，来伊份的净利润率高达9.62%，而2012年这个数字则跌到谷底，仅为2.12%，许多店铺也相继关闭。

　　更关键的是，来伊份错过了电商的“风口”，正是在那一年，三只松鼠成立。“实际上，第一季度我们的电商渠道已经增长了70%，但后来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了。”郁瑞芬说，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，她意识到了品牌的重要性。

　　“以前觉得做得好就不用宣传，还是应该把做了20多年的经验传播出去，”郁瑞芬说，“信任是可以转化为销量的。”因此，来伊份开始有意识地提高曝光度，先是2016年双十一的时候，施永雷在直播平台上出现，之后的双十二，郁瑞芬也与网红主播进行互动，并把直播现场设在了来伊份黄金地段的店铺里面。

　　不过，就像郁瑞芬所说，目前的来伊份，实际上还是在“康复中”，即便在上海主战场，那次事件给消费者带来的疑虑还多少尚存，更何况那些尚未深耕的市场?

　　在2011年就发力的北京市场，来伊份目前只有80家店铺，在郁瑞芬看来，“北京是政治中心，但还不是成熟的商业中心。”这也是来伊份驻京办——这个有着强烈传统色彩的办事机构设立的原因，“主要是对接政策、资本，另外是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。”邹晓君说目前这只是一个过渡形态，当物流、供应链等基础相对成熟之后，会考虑在北京设立实体企业来进行运作。

　　不过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来势汹汹，郁瑞芬一直挂在嘴边的“稳健”，会不会拖累了这家企业的速度?但相比之下，郁瑞芬似乎更担心的是速度所带来的风险。

　　“电商说木桶效应不存在，不在乎短板有多短，但是做实体连锁企业，还是要重视这一点，长短板差不多才能齐头并进。”

　　比如在直营和加盟的问题上，她就坚持未来加盟的比例最高不能超过30%。理由是，如果大众从业者、加盟商、生产商的食品安全意识和境界足够成熟的话，那么来伊份完全可以大范围放开，否则的话，就会对品牌造成伤害。“如果哪个品牌在中国市场90%多以加盟为主，有可能这个企业只是想赚快钱，而不是在做品牌。”

　　生死供应链

　　2012年媒体报道出来的半个小时之后，郁瑞芬迅速赶到品质管理中心，调出十年间的数据，记录上并没有任何“蜜饯不合格”的记录，她更加放心了。

　　系统上记录着供应商产品入库时的各项检验指标，一般情况下，产品统一入库后再分发到来伊份的各个店铺，而在入库之前，还会分阶段对小样、大样进行各种指标检测，并委托第三方进行。

　　来伊份每两年就会对店铺进行升级，如今已是第八代店

　　对于郁瑞芬来说，近180家的供应商就像来伊份的“车间主任”一样，来伊份对他们有着近乎严苛的“控制”，他们要遵守来伊份的标准，配合做出硬件和软件的升级改造，甚至要接受排他性的供货要求——一些供应商也会因为来伊份的要求过严而抱怨。“在这方面，我们还是坚持先小人后君子，把各种细项都在合同中列明，之后按规矩办事。”

　　姜汝浩的企业从2004年开始给来伊份供货，销售额从最初的700多万做到2个亿，在他看来，来伊份是一个危机感很重的企业，他们会提出很多超前性的要求，比如要求工厂配备X光探测仪、肉制品都需要无菌保温7天等。刚开始他也会有一些犹豫，毕竟有些投入很大，效果也并非立竿见影，但几次下来他发现，来伊份的很多要求都成为政策方向，而且，投入肯定是有回报的，“至少可以睡一个好觉。”

　　每一年，来伊份的供应商中都会有10~20家的企业出局，有新的入围者，也有长期的合作伙伴，一些是由于产品调整，一些则是由于不想配合来伊份进行改造投入而“和平分手”，当然，也有一些会因为市场竞争而移情别恋。姜汝浩表示“挖墙角”的游说者很多，一些供应商也会因此而动摇。

　　不过在姜看来，供、销双方的长期磨合对质量保证很重要。“才能配合好产能和销售，比如互联网企业的销售爆点在双十一、双十二，那些机械制造型的产品还比较好说，如果是劳动密集型的，品质就可能会受到影响。”

　　2004年，来伊份将品控团队独立出来，之前是跟采购部门在一起，“运动员和裁判员在一起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” 来伊份质量技术中心副总监张丽华说。

　　如今，两个部门各司其职，采购部依据市场需求提交供应商备选，品控部对后者进行评分考察。两者也时有争执：因为供应商的通过率一般不超过50%，有的时候采购部从产品角度出发，认为应该引入某个品类，但却由于供应商没有通过品控部的审核而不得不搁置。“对于供应商的引入，品控部门是一票否决的。”张丽华说。

　　“我确实没有权力干涉。”郁瑞芬说，这种供应体系的构建，也是一个食品企业重要的竞争力。

　　近半年，郁瑞芬都在研读王阳明的心性哲学，她越来越发现，一个企业的经营形态和经营模式如何，实际上是由企业家的个性决定的。

　　比如现在很多企业都想发展自己的OEM模式，“这一点说难也难，说不难也不难。”郁瑞芬说，“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事情，零售连锁业不是靠烧钱，而是需要长期积累的，三年、五年甚至八年、十年——要愿意去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磨合。如果你浮躁一点，不踏实一点就做不了。”

　　在来伊份的员工看来，两位老板都是实干型的，“没想清楚、没把握就不会对外说，也不会允诺那些做不到的事情”。在来伊份，“夫妻档”的特色很明显，施永雷和郁瑞芬每天都手拉着手进入来伊份大厦。“不过公司里除了两位老板之外，基本上没有‘皇亲国戚’。”邹晓君说，来伊份很强调职业经理人文化。

　　“我觉得自己人如果做得不好，比外面人影响更坏。因为老板可能不知道，但下面都是透明的，自己人做了坏事，那么大家都会去效仿，”郁瑞芬说，“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在这个地方摔的跟头。”